传统机构VS草根组织:互联网上的权力交锋

传统机构VS草根组织:互联网上的权力交锋

编者注:本文转自译言精选,译者教授翻译fking86,原载于《大西洋月刊》


我们正身处一场争夺网络空间权力的划时代战役之中。一方是有组织的传统机构势力,譬如政府和大型跨国企业。另一方分散而灵活:草根运动组织、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黑客和犯罪分子。最初,互联网赋予了后者权力。网络给了他们一个有效协调和沟通的地方,使他们看起来不可战胜。但是现在,更为传统的体制权力正在胜出,而且有大获全胜之势。长此以往,双方结局如何?而不属于其中一方其余的人的命运又会怎样?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事关互联网未来的重大问题。

互联网的封建制

互联网初期有很多关于其“自然法”的论调——它将怎样颠覆传统权力的阻碍,赋予大众权力,在全世界传播自由。互联网的全球性使之得以规避各国法律。匿名易如反掌。不可能审查。警方抓不到网络犯罪的线索。此外,进一步的变化也似乎不可避免。数字货币将危及国家主权。市民新闻将颠覆传统媒体、企业公关和政党。数字化复制轻而易举,会令传统的影视音乐行业分崩离析。网络营销让哪怕是最小的公司都可以和企业巨头抗衡。真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不过的确得到了部分应验。网络营销改变了商务。诸如 MySpace 和 YouTube 改变了娱乐产业,现在非娱乐圈人士有了更多的机会。大众媒体变化巨大,某些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来自博客世界。出现了新型的政治活动组织方法和选举方式。众筹(crowdfunding)给成千上万的项目拉到了资助,众包(crowdsourcing)得以实现更多类型的项目。就颠覆政府而言,Facebook 和 Twitter 真是推波助澜了。

但这只是互联网颠覆性的一个方面。互联网也给传统权力壮了胆。

企业方面,权力正在得到巩固,这是目前计算领域两个趋势的结果。首先,云计算的兴起意味着我们不再掌控自己的数据。我们的电子邮件、照片、日程、地址簿、邮件和文件等都存放在属于谷歌、苹果、微软和 Facebook 等的服务器上。其次,访问自己数据的时候,我们对于日趋频繁使用的设备的控制权日益弱化:iPhone手机、ipad、Android手机、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以及 Chromebook 等等。与传统的操作系统不同,供应商对这些设备控制得更紧,他们限制可运行的软件及其功能、如何更新等等。即便是 Windows 8 和苹果的山狮操作系统也越来越受到供应商的控制。

我曾把这一计算模式的特点归纳为“封建采邑式”。用户向更强大的公司效忠,公司反过来承诺保护他们,不用承担系统管理员的职责,免于安全威胁。这个比喻在历史和小说中比比皆是,这种模式日益渗透当今的计算领域。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双方相互承担义务。领主提供保护,附庸提供服务。地主与雇农的关系也相似,权力和义务更加不对等而已。这么做是为了适应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封建保障制度强化了少数人手中的权力。互联网公司像以前的领主,按自身的利益行事。他们利用和我们的关系攫取更丰厚的利润,时常要我们买单。他们独断专行。他们屡犯错误。他们故意顺水推舟,改变社会规范。相对于广大失地农民,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赋予了领主无边的权力;在我们眼前,同样的一幕正在互联网上上演。

当然,这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尤其那些非技术人员,喜欢供应商管理设备的便利性、冗余度、便携性、自动化和共享性能。我们喜欢云备份。我们喜欢自动更新。我们不喜欢自己来处理安全问题。我们喜欢用任何设备在任何地方都能登陆 Facebook。

政府在互联网上的权力也日趋增大。政府的监控力度前所未有。政府的审查力度空前高涨。政府的宣传多了,越来越多的政府限制其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极权政府信奉日趋高涨的“网络主权”运动,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网络战争的军备竞赛紧锣密鼓,海量资金投放到网络武器和综合网络防御,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权力。

技术通常会放大权力,但被应用的速度不同

许多情况下,企业和政府势力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和政府都受益于无所不在的监控,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利用谷歌、Facebook、Verizon(美国电信公司之一——译注)以及其他公司获取其它途径无法获得的数据。娱乐产业指望政府来强推其年深日久的商业模式。BlueCoat 和 Sophos 等公司的商业安全设备被强权政府用作监控和审查本国公民。迪斯尼在其主题公园所使用的面部识别技术同样也可以用于识别在 C 国的抗议者和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跃分子。就把它看成是监控的公共/私营合作伙伴吧。

怎么回事?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早期预测的未来怎么会错得如此离谱?

事实是,技术通常会放大权力,但被应用的速度不同。无组织的、分散的、边缘的、持不同政见的、没有权力的人和罪犯们:他们利用新技术的速度非常快。当这些群体找到互联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了力量。可是后来,本就强大的大型机构终于想明白了如何利用互联网,他们可供放大的权力基础可大多了。这就是区别:分散的势力更灵活,利用新力量更快捷,而机构势力较慢,但运用权力更有效。

于是,叙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 Facebook 来组织,而叙利亚政府则利用 Facebook 来抓捕持不同政见者。

不过,这些分散的力量并非大势已去。对于机构力量,互联网是量变,但对于分散的力量,这是质变。互联网使分散的群体第一次具有了协调能力。这可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的国会辩论中、格自(土耳其城市——译注)和巴西的占领运动中、以及应用日渐广泛的群募中所看到的那样。它可能颠覆权力动态,即使有监控审查和使用控制也阻挡不了。不过,除了政治性协调之外,互联网也带来了社会协调,例如把散居的少数民族、性取向少数群体、疑难病患者、以及有晦涩癖好的人联系起来。

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进步不断赋予灵活者以优势。我在拙作《骗子和体制外人士》(Liars and Outliers)中讨论过这一趋势。如果你把安全视为攻击者和防御者之间的军备竞赛,任何技术进步都会给一方或另一方暂时的优势。但大多数时候,新技术首先有利于灵活的一方。他们不受官僚体制的制约——有时甚至不受法律或道德的约束。他们的进展更快。

这一现象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出。互联网刚开始用于商业,新型网络犯罪就出现了,他们能够立即利用新技术。警方花了十年才赶上。社交媒体上也可见一斑,持不同政见者先于极权主义政权利用互联网的组织能力。

未来数十年,谁主沉浮?

目前看来应该是传统势力。

这种滞后性就是我所说的“安全空窗”。技术越发达、更新越快的时候,安全空窗就越大。一般来说,可利用的创新越多,如果社会无法跟上利用者的步伐,造成的损失就越大。由于我们世界的技术空前地多,更新速度空前地快,预计安全空窗会空前地大。换句话说,在机构势力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之前,灵活的分散势力利用这些技术的空窗期在不断加大。

这是一场快与强的较量。再次借用那个中世纪的比喻,你可以把灵活的分散势力——不论是边缘势力、持不同政见者还是罪犯——看作罗宾汉;把庞大的机构势力——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看作封建领主。

那么,谁会胜出呢?未来数十年,哪种势力将主沉浮?

目前看来应该是传统势力。无处不在的监控意味着政府追踪到持不同政见者比持不同政见者匿名藏身更容易。数据监控意味着中国的长城防火墙阻断数据通信比人们翻墙更容易。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使得国家安全局暗中监视每个人比人们保住隐私更容易。尽管规避数字拷贝保护很容易,但大多数用户还是不会用。

问题在于要有专门的技术才能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有足够的能力才能领先机构势力。无论是建立自己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有效地使用加密和匿名工具,或者打破拷贝保护,总会有技术能够躲开机构势力。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懂行的警察多了,网络犯罪依然无孔不入;为什么有能耐的曝光人士能造成这么大的损害;为什么无名氏(Anonymous)这样的组织依然活跃于社会和政治。假设技术不断进步——它没有理由停滞不前——安全空窗就不会消失,拥有先进技术的罗宾汉在这期间就有用武之地。

不过,大多数人都被卡在中间。我们这些人不具备技术来逃避大型政府和企业、躲开以我们为猎物的犯罪和黑客组织、或者加入抵抗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组织。我们这些人只有接受默认配置选项、任何服务条款、国家安全局安装的后门,偶尔数据还会完全丢失。随着政府和企业势力走向一致,我们这些人越来越无助。在封建时代,我们就是倒霉的雇农。封建领主——或者任何势力之间打起来,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看过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的人都知道,诸侯混战,雇农遭殃:Facebook、谷歌、苹果和亚马逊在市场上混战时;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角力地缘政治时;美国与“恐怖分子”鏖战或者 C 国与持不同政见者对峙之际。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情形会进一步恶化。在机构势力与分散势力之间的对抗中,技术越发达,伤害就越大。我们对这种情形并不陌生:比起亲手去抢劫的犯罪分子,网络罪犯抢劫的面更宽、动作更迅速。比起他们的前辈来,电子盗版者盗版的量更大、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在未来会看到:3D 打印机意味着控制计算机的辩论很快就会涉及到枪支,而不仅仅是电影。大数据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能够更轻易地识别和跟踪你。这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惧的问题一样:拥有核武器或生物武器的恐怖分子比拥有常规炸药的恐怖分子破坏性更大。同理,拥有大型网络武器的恐怖分子比起拥有等量炸弹的恐怖分子潜在的破坏能力更大。

技术越不稳定,恐慌的言论就越泛滥,机构势力就会变得越强大。

这是一个数字的游戏。泛泛而言,因为人类的行为是一个物种的行为,而作为一个社会,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犯罪行为。社会愿意容忍一定的犯罪率。历史上,犯罪分子的行为低效,我们可以容忍社会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犯罪分子。随着技术使单个罪犯更加强大,我们可以容忍的比例下降了。重温一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争论:由于单个恐怖分子的破坏力增大,要阻止哪怕一名恐怖分子得手,我们都必须加大力量投入。

技术越不稳定,恐慌的言论就越泛滥,机构势力就会变得越强大。这意味着安保措施日趋高压,虽然安全空窗说明这些措施的收效日渐式微。而且,这会令处在中间的雇农受到的压迫更甚。

丧失了自己封建领主的保护,雇农更容易遭到犯罪分子和其他封建领主的侵害。但企业和政府往往同流合污,以权谋私,践踏我们的权利。我们缺乏技术知识,成不了罗宾汉,没有救命稻草,面对执政机构势力,只能逆来顺受。

已经有了互联网,然后呢?

那么,技术发展会带来什么?国家高压政策是遏制分散势力、维持社会稳定唯一有效的方法吗?抑或,受益于技术、力量日趋增强的边缘势力注定会摧毁社会吗?这两种末日景象都不太可能出现,但是,找到稳定的中庸之道十分艰难。这些问题很复杂,有赖于不可预测的未来技术进步。不过,这些主要是政治性问题,需要政治性的解决方案。

短期而言,我们需要更加透明、更多监督。我们对机构势力的所作所为了解得越多,就越信任他们不至于滥用权力。我们早就知道政府的这种本质,但是面临恐怖主义和其他当代的威胁,我们日渐忽略了这一点。企业势力也一样。不幸的是,市场的力量不一定会迫使企业透明:做到这一点需要法律。分散的势力也是一样:透明度是区分持不同政见者和犯罪组织的标志。

监督也极其重要,这是另一项久经考验的权力抑制机制。监督可以是一套组合措施:主张法治、以第三方身份行事的法院,而不是橡皮图章式的机构,懂得技术及其对于权力平衡影响的立法机构,充满活力的公共新闻部门,以及分析和辩论施政行为的监督团体。

透明和监督给我们以信心,信赖机构势力和分散势力的负面力量作斗争,同时允许其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因为,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全交付给机构势力,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会维护我们的利益,不至于滥用这种权力。否则,民主就完了。

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努力平衡势力。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数据访问权。在互联网上,数据就是力量。无权者拥有了访问权就会获得权力;有权者拥有了访问权就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我们在期待权力进一步平衡的同时,必须看住数据:个人的数据隐私,强制企业披露的法律,公开透明的政府法律。 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就演变成了一个更加平衡的关系,领主享有权利并同时承担责任。今天的互联网封建主义既有特定目的、也是一边倒。当权者权利广泛,责任或限制却越来越少。我们需要重新平衡这种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和法治提供了封建制度所不具备的稳定。《大宪章》(Magna Carta)第一次迫使政府承担起了责任,从此人类走向民治民享政府的漫长道路。除了再度制约政府的权力,我们对企业权力要有类似的限制:一个针对机构在 21 世纪滥用权力的新《大宪章》。

今天的互联网是一次幸运的事故:最初缺乏商业利益,政府善意忽视,需要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以及构建运行简便的开放式系统的电脑工程师,这一切催生了互联网。互联网成了企业巨大的收入来源,而他们不会轻易退缩。政府也是如此,它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控制。

未知的未来

关于互联网的未来,某些关键的辩论才刚刚开始:执法应有的角色、全面监控的性质、收集和保存我们一生的历史、自动算法应该如何甄别我们、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控制权、网络战的交战规则、互联网上的国家主权、限制公司利用我们数据的权力、信息消费的后果等等。

数据就是信息时代的污染问题。计算机处理产生数据。遗留的数据无处不在。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回收和再利用,谁有权访问,我们如何处置,适用什么法律——是信息时代运行的核心问题。我相信,就像我们回顾工业时代早期的几十年,怀疑当时的社会怎么可以那么急于建设工业社会而忽视污染,我们的子孙也会回头看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头几十年,评价我们如何重新平衡源于这些新数据的力量。

尽管我们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对我们不会是一个容易的时期。在历史上,权力转移从来都历经艰难。互联网成了企业巨大的收入来源,而他们不会轻易退缩。政府也是如此,它利用同样的数据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无法告诉你结局如何。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需要有意义的辩论、国际合作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找出机构和分散势力之间的适当平衡,以及如何建立机制扬善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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