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来说，未来还会有更多源自草根的碎片化技术进步迅速产生，不断重新规划、设定原来由政府掌控的信息、权力领地的边界。如何应对这种结构性变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强制出租车司机卸载打车应用，以及北京叫停淘宝挂号，引起众多争议。
对此，政府的解释无非是不规范，存在欺诈隐患，可能会侵犯消费者利益云云；而市场的评论则更多指责政府的垄断思维，以及利益的冲突。
据《广州日报》报道，出租车上下游的衍生业务都由有政府背景的利益集团经营，掌控得很紧，而打车应用的火爆，猝不及防触及了他们的利益，证据之一就是两款包括市交委发布的“交通在手”、“好打车”的App并不在叫停之列。
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有评论把矛头指向两个利益集团的竞争——北京的预约挂号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地方卫生部门建的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二是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医院协会共同建设的挂号网。挂号网在北京只跟18家医院有合作，而北京市预约统一平台通过行政命令，接入了120多家医院，而且垄断了80%的号源。这两个平台本来不在一个层面上竞争，但是挂号网通过与淘宝的合作，可以导入巨大的流量，打破了竞争的格局，当然会遇到阻击。
其实无论是出于监管的考虑，还是利益冲突的解释，都是表象，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体系如何接纳、适应技术进步和变革的必然过程。
打车应用和淘宝挂号出现的背景都是巨大的需求。《广州日报》报道，手机打车软件能在深圳顺利推广的主要原因，除了对司机的激励政策外，深圳没有统一的出租车服务平台，市民打车难是其根本原因。2010年，深圳市交委曾提出要统一全市出租车电召平台，时隔3年，却未按计划如期上线。
正是这个巨大的需求窗口，给了打车应用迅速发展的机会。从技术角度来讲，打车软件是一个完美的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它天衣无缝地集成了位置信息、客户需求、信息交流几个移动互联网的关键要素，生逢其时。淘宝挂号，包括不久前的抢票应用，出现的背景也都类似。
这其实体现了过去几年里市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消费者总是能得到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不一定完全正确。这就使得他们逐渐取得了交易的控制权，成为强势消费者。而以往，尤其是在中国，很多这些信息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消费者一直处于弱势的状态。
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市场与政府关系一些新变化——火车票抢票应用、打车应用和淘宝挂号，都仅仅是变化的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出现对公共资源服务门槛的挑战和突破。可以预见，这样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多。如何面对这种变化，需要政府从心态上作出根本的调整。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媒体如此，政府官员也是如此。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信息一下变得丰裕起来，所以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政府官员也要面对这些变化。
一项职业，对于身在其中的从业者来说，会变成他们观察、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固化的职业观点，很可能导致他们无法看待正在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他会更倾向于把变化看做是竞争，而用对抗的心态去迎接变化。他们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传统媒体如此，政府官员也是如此，很多行业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通常社会的变革，通常会比技术的进步滞后几十年的原因。
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不同于以往更多来自大企业，速度相对缓慢的技术变革，未来还会有更多源自草根的碎片化技术进步迅速产生，将不断地重新规划、设定原来由政府掌控的信息、权力领地的边界。如何应对这种结构性的变革，会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