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 Google，在员工们的道德「审判」中走过流年不利的 2018 | Global 24/7

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在 Google Cloud 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干了三年，不说功勋卓著，也称得上兢兢业业。2015 年，她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背负着 Google 不小的期许，她要超越云计算市场上的两座大山：亚马逊和微软。

三年来，Google Cloud 业绩突飞猛进，逐渐成为市场上最主流的云服务之一，但整个市场的蛋糕也越来越大，竞争对手的增长毫不逊色，两座大山依然横亘眼前，难以超越。

事业未竟，黛安·格林与 Google Cloud 的故事却要先告一段落，63 岁的她选择在明年初离开 Google，成为继李飞飞和李佳后，第三位在 2018 年离开 Google Cloud 的女性高管。

故事的结局谈不上完美，过程中更有着数不尽的波折。对于黛安·格林的离开，人们并不感到意外，这位头顶「广受尊敬的技术专家」、「Google 最杰出的女性高管之一」等诸多光环的硅谷明星，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频频被提起的却是她的另一个身份：「Maven」计划背后的支持者。

磕磕绊绊的二十岁

今年三月，媒体曝光了 Google Cloud 与美国军方签订的一项合作：Porject Maven，由军方使用 Google Cloud 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因为担心自己的技术遭到军方不当利用，数千名 Google 员工发起了联名抗议，逼迫 Google 官方在六月公开表示不会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约。Google 本以为事件就此结束，但不想「Project Maven」只是一个引子，受到鼓舞的员工们开始重新审视刚满二十岁的 Google，在商业增长和维持初心之间，Google 和员工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博弈。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的员工来说，成立二十周年都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与庆贺的大事，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Google 当然不会意外。然而「Project Maven」之后，在这意义非凡的一年里，Google 却经历了持续至今的流年不利。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过滤版」搜索引擎「蜻蜓」（Dragonfly）计划，以及对高管性骚扰行为的轻率处理，令员工们不满和失望的事件接连被媒体曝出，「弱冠之年」的 Google 正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猛烈的道德质疑。

在本月初对 Google CEO 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专访中，《纽约时报》说，Google 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比其 20 年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一年，是 Google「有史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

渺小的 4000 人

四月，「Project Maven」的争议持续燃烧，近 4000 名 Google 员工联名向皮查伊抗议，甚至有员工辞职表达不满，要求公司与国防部划清界限：「我们认为 Google 不应该做战争生意。因此，我们要求取消『Maven』项目，公司应起草、宣布并执行明确的政策，确保 Google 及其承包商永远不会建构战争技术。」

这封千人联名抗议信中，自然而然地引用了 Google 那句声名在外的信条——「don't be evil」（不作恶）。但对 Google 的合作伙伴国防部而言，这却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准则。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经常说，他的目标是要增加美国军队的「杀伤力」。与之相对地，「科技工作者的圈子里，弥漫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政府对技术的使用上总抱持着谨慎的态度。」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保罗·沙查尔（Paul Scharre）如是说道。

在 Google 内部，挺身而出的 4000 名员工相比八万多人的员工总数，理想主义的立场不过是小部分人的狂欢。也因此，置身风暴中心的格林，一开始就有些不以为然。她曾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为「Maven」项目辩护，称这只是一份「价值仅 900 万美元的小合同」，项目中的技术也不会用于致命用途。

尽管「Maven」项目的合同规模较小，但被媒体曝光的 Google 内部邮件却显示，Google 高管们认为，「Maven」项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此打开与军方和情报机构合作的商机。一位从事「Maven」项目工作的 Google 员工称，Google 想提供一种「类似 Google Earth」的监控系统，近乎实时地为无人机镜头分析提供「精湛的功能」。彼时，Google 还计划竞购美国国防部高达 100 亿美元的「企业合作型国防基础设施云服务」（JEDI）项目，帮助五角大楼获得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支持的新型武器能力。Google 希望能通过这笔交易来提振 Google Cloud 的业务，缩小与微软和亚马逊的差距。

一纸联名信，让格林刚刚精心计划的 Google Cloud「复兴大业」化为泡影，舆论压力中，她本人也不得不向联名信背后的意志妥协。

6 月 1 月，格林在员工会议上宣布，去年 9 月与军方签署的「Maven」项目将在 2019 年 3 月到期，届时 Google 将不再与国防部续签合同。她同时表示，「Maven」项目诞生于 Google 积极进军军事领域的时候，在员工的强烈反对下，今天的 Google 不会再做出同样的选择。6 天后，皮查伊在 Google 官方博客发文，阐述了 Google 在 AI 使用上的原则，承诺不会将人工智能用于武器或监视用途，但表示将继续与美国军方在网络安全、搜索和救援以及其他非攻击性领域展开合作。他说，Google 将专注于创造「对社会有益」的人工智能，并避免导致「巨大伤害」的项目。

名为「AI 助益」(AI for Social Good）的倡议应运而生。Google 在 10 月底宣布，将通过「AI 全球影响力挑战赛」（AI Global Impact Challenge）向人道主义的人工智能项目提供 2500 万美元的赠款，以帮助解决人口贩运、医疗保健、救灾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而在当月早些时候，Google 还以「可能与企业价值观发生冲突」为由，退出了对美国国防部百亿 JEDI 项目的竞逐。

面对员工们关切，Google 展现出了「洗心革面」般的「求生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有可能夺标 JEDI」的亚马逊和它最大的挑战者微软，依旧不顾自家员工在网络上的匿名抗议，义正辞严地表示将继续争夺这份军事大单。

亚马逊 CEO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认为大型科技公司拒绝美国军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时，领导团队的一项工作就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使它不受欢迎。如果美国科技公司背弃国防部，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需要得到捍卫。」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对此赞同道：「我们希望保卫美国的人们能够获得这个国家最好的技术，包括来自微软的技术。」

在同行的「衬托」下，Google 展现出了与微软和亚马逊大相径庭的企业文化，形象似乎瞬间高大了不少。但对于 Google 前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副总裁米洛·梅丁（Milo Medin）等为军方与 Google 合作而奔走的人来说，恐怕是笑不出来。去年 7 月，13 名美国军事指挥官和技术高管听取了他们关于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战场的建议，梅丁称要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施密特则是提议要基于此来制定未来 20 年应对中国的策略。三个月后，「Maven」项目横空出世。

现在，在云服务本就落后友商的情况下还要「忍痛割肉」，其间的滋味有多五味杂陈，施密特们也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咽了。

襁褓中的「蜻蜓」

皮查伊的 AI 使用准则在 6 月发布后，Google 员工针对「Maven」的道德指摘开始慢慢消弭。8 月 1 日，风波再起。The Intercept 一则题为《泄露文件显示，Google 计划在中国推出过滤版搜索引擎》（Google Plans to Launch Censored Search Engine in China, Leaked Documents Reveal）的报道，再次向 Google 抛出一颗震爆弹，打破了公司内部短暂的风平浪静。

这则报道引述 Google 内部文件和熟悉计划的消息人士说法，指出这一项目代号为「蜻蜓」（Dragonfly），自去年春季以来便一直在进行，并在 2017 年 12 月皮查伊与中方会面后开始加速推进。「Google 的程序员和工程师团队开发了一个定制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其中不同版本被命名为『Maotai』和『Longfei』。这一应用程序已经向中方展示，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未来六到九个月内推出。」

报道称，「蜻蜓」计划中的举措代表了 Google 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这将是近十年来 Google 第一次准备在中国运营其搜索引擎。向 The Intercept 爆料这一消息的匿名人士称，这一项目由 Google 的少数高管人员策划，没有受到公众监督，认为 Google 在这其中的角色存在道德上的隐忧。

「蜻蜓」计划一经媒体曝出，便在 Google 的内部平台上引发反弹声音。一篇内部贴文称，一些接到要求参与「蜻蜓」工作的员工拒绝这样做，选择转岗到其他工作，乃至辞职。一些员工表示，「蜻蜓」计划违反了 Google 此前关于其对中国业务立场的陈述，以及最近制定的 AI 道德使用原则。

眼看「东窗事发」，Google 发言人泰吉·梅多斯（Taj Meadows）很快以一口官方口径声明：「我们在中国提供了许多移动应用程序，例如翻译和 Files Go，为中国开发商提供帮助，并对京东等中国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我们不会评论对未来计划的猜测。」

和「Maven」一样，大多 Google 员工在媒体曝光前对「蜻蜓」计划知之甚少。毫无疑问，很快地，因为再次被蒙在鼓里而感到愤怒的 Google 员工，又一次站到了公司的对立面。

在「蜻蜓」计划曝光后的十几天里，超过 1000 名 Google 员工签署了一份内部请愿书，称「蜻蜓」项目引发了「紧迫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要求公司提高透明度，设立监督程序，允许员工参与公司产品的道德审查，任命外部代表以确保透明度：「Google 员工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

8 月 16 日的 Google 员工会议上，皮查伊首度回应员工关切，称计划通过搜索引擎重新重返中国，是「探索性的」，仍处于「早期阶段，一切都还不确定」。Google 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现身这场会议，表示 Google 并未妥协其原则。皮查伊称，Google 对于在中国做更多事情的愿景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并且相关团队「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探索阶段」并「探索了许多选择」：「我真的相信，当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我们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会有所不同。」

10 月的 Wired 25 周年大会上，皮查伊在公共场合首次向外界谈及「蜻蜓」项目的存在，称这项努力只是一个内部项目，旨在了解谷歌在中国的可能性。他表示：「Google 在不断平衡我们为用户提供信息访问、言论自由和用户隐私的价值观，但我们也要遵循每个国家的法律。」他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根据皮查伊的说法，在内部构建「蜻蜓」项目之后，Google 发现它「能够提供超过 99％的查询，在许多领域能够提供比（中国）现有服务更好的信息」。

皮查伊最近一次就「过滤版」搜索服务发表看法，是在《纽约时报》11 月 8 日的专访当中。这一次，他的言语中充满了疑惑：「我想要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但我实际上也没有答案。我甚至不清楚给中国推出搜索服务是不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产品。」

面对充满非议的「蜻蜓计划」，皮查伊还在专访中将「Google 已经在其他国家过滤信息」当做一个新的理由来做辩护。他将欧洲的「被遗忘权」与特供版的搜索引擎进行了类比：「我不太明白的一件事是，我们已经在许多有审查制度的国家开展业务了，当我们遵循『被遗忘权』的时候，我们就正在审查搜索结果，因为我们需要遵守法律。」

皮查伊的这番类比言论甫一刊出，便再次引发批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首席数字作家 Mathew Ingram 在评论文章中直言，皮查伊的论据是不成立的。他表示，虽然「Google 和其他公司一样，必须遵守其经营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但是，对搜索结果进行「广泛的过滤和数字监控」，这与遵守「被遗忘权」并不相同，当 Google 因为后者而删除搜索结果时，只是因为有人就与自身相关的信息进行了投诉而已，与直接提供一个「过滤版」的搜索服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Google 在 2006 年用 Google.cn 代替 Google.com 来服务中国用户时，曾在官方博客中这样表示：「过滤我们的搜索结果显然会影响我们的使命。然而，不能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群提供 Google 搜索，影响将更为严重。」皮查伊如今的百般说辞，绕来绕去，依旧在这 12 年前的认知上打转。「我们能够在中国传递一些东西，这很棒，」皮查伊说，「但你要知道，这是缓慢而复杂的。」

全球大罢工

经历过「蜻蜓」计划与「Maven」项目的「道德滑坡」震撼后，向 Google 员工们汹涌而来的，是更大的沮丧与挫败感。《纽约时报》10 月 25 日的一篇重磅长篇报道，再次将 Google 管理层推向了员工们的对立面。

这篇题为《Google 如何保护「安卓之父」安迪·鲁宾（Andy Rubin）》的报道称，在过去十年中，Google 对三名高管的性行为不端指控保持沉默，其中包括 2014 年 10 月离开公司的鲁宾，甚至还给了后者一笔 9000 万美元的离职赔付金。报道披露，鲁宾被指控在 2013 年强迫一名与他有染的女性员工「在酒店房间里进行口交」。

Google 在事后的检举调查中认为，相关指控是真实的。基于此，时任 Google CEO 拉里·佩奇（Larry Page）要求鲁宾离职，但并未公开宣扬整件事情，反而给了鲁宾惜别英雄般的待遇。「我祝福安迪的下一程一切顺利。凭借安卓，他创造了拥有超过 10 亿用户的卓越产品。」他在当时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这样说道。

鲁宾在当晚通过个人 Twitter 账号发声，态度强硬地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我在 Google 工作的不准确描述，对我的报酬夸大其词...... 我从未强迫女人在酒店房间做爱。这些虚假指控是我的前妻在离婚和监护权斗争中贬低我的诽谤行为。」

Google 人事业务副总裁艾琳·诺顿（Eileen Naughton）和皮查伊也在当天晚些时候向公司全员发出了一封联名「灭火」邮件：「我们非常认真地确保能提供安全和包容性的工作场所。向大家保证，我们会审查有关性骚扰或不当行为的每一项投诉，会进行调查并采取行动。」这封邮件称，Google 在过去两年内解雇了 48 名涉嫌性骚扰的员工，其中 13 人为高管职阶，但没有一人拿到离职补偿。

遣词用句如履薄冰的邮件，没有直接回应《纽约时报》的报道指控，也完全没有提及鲁宾的名字，这不免让期待公司能直面问题的员工感到遗憾。「对我来说，感觉好像一切都达到了沸点，」一名 Google 员工向外媒感慨道，「在 Maven 和蜻蜓之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让沮丧的情绪触达到了新的高点。」

那一周的周末，一群女性工程师行动了起来。她们在内部论坛上发帖，建议员工组织罢工，以抗议 Google 对高管性骚扰行为的轻率处理。10 月 29 日，周一，计划参与罢工的 Google 员工人数超过了 200 人。

员工们的失望情绪越来越高涨。皮查伊在 10 月 30 日再次通过邮件发声，对在《纽约时报》报道刊出后 Google 管理层的「不充分回应」，他「深感抱歉」。皮查伊说，Google 需要「对不当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他表示支持员工们的罢工行动。

11 月 1 日，以「走出真改变」（Walkout For Real Change）的名义，罢工行动正式登场。从新加坡到柏林、伦敦，再到美国本土的 Google 加州山景城主园区，超过 2 万名 Google 员工离开办公室，表达抗议。

罢工活动的组织方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 Google 改变其政策，使女性员工能更安全地检举性骚扰事件，并提高这些举报的透明度。在公开信中，Google 员工还要求公司从员工合同中移除强制性的仲裁条款。这一被美国科技业广泛采用但具有争议的做法，使得员工无法在公开法庭上控告雇主。公司往往倾向于对性骚扰指控进行仲裁，因为相比集体诉讼，仲裁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快的和解，也可能使得公司免于负面宣传。

万人罢工的效果，立竿见影。

11 月 8 日，罢工活动一周后，皮查伊宣布，公司在处理员工性骚扰及性侵投诉的问题上，有了新的政策。针对个人性骚扰和性侵指控，将不再强制通过仲裁解决，并将提高相关问题调查过程的透明度。罢工活动的组织者随即称赞了 Google 在性骚扰问题上的迅速行动：「我们赞扬这一进步，以及带来这种进展的迅速行动...... 集体行动是有效的，当我们共同努力时，我们可以做出改变。」

让不少人意外的是，新的工作饮酒规则也成了 Google 处理公司性骚扰投诉新政的一部分。Google 表示，公司的管理人员将负责阻止过度饮酒，不仅仅是在办公室，还包括员工聚会的任何活动中。皮查伊说，在 Google 所收到的性骚扰案件中，20% 都和酒精有关。「骚扰永远不可接受，酒精绝不是借口。如果问题持续存在，我们将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在收到 Google 的积极回应后，这场罢工活动的组织方斗志昂扬地表示：「这是一场全球运动，是我们继续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