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Board#2:王兴与美团;社会信用体系;算法精神病;软件与监管;我们错过的发明;自动驾驶评级之偏离……

摘要

TechBoard 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甄选每周重要科技评论的栏目。我们将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阅读的科技评论文章,并鼓励读者去阅读原文。这是 TechBoard 的第二期。

TechBoard 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甄选每周重要科技评论的栏目。我们将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阅读的科技评论文章,并鼓励读者去阅读原文。这是 TechBoard 的第二期,我们推荐了 The Information 对王兴的采访;Wired 长文叙述阿里巴巴和政府合作的社会信用体系;算法会不会被人逼出来精神病的讨论;微软 Windows 前负责人对软件和监管的看法;从科幻小说家 Wolfe 那里的得到的关于发明创新的问题和启示;Ben Evans 对自动驾驶评级的判断;Google 和 Android 难舍难分的「品牌战」;以及最后一个绝妙的双关*2关于苹果的笑话。


《一个中国创业公司的野心:服务业的亚马逊》

王兴自 2015 年后首次接受了外媒采访,在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采访中(注:极客公园已经编译了该文章《王兴首谈美团上市:这些年一直在筹备 个人占股10%》)王兴正式回应了美团的上市计划,并介绍了美团的发展历程、新业务和新挑战、未来计划及他个人的成长经历。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王兴计划最早在今年就让美团在香港上市,公司估值在 600 亿至 800 亿美元之间。但随着国内证券市场政策的不断开放,美团也有可能选择国内上市。王兴透露,自己拥有公司超过 10% 的股份。按照 800 亿美元的估值计算,美团上市后,他的身价将达到 80 亿美元。

目前美团全部业务一半源于外卖,而滴滴业务几乎全是打车,新三巨头 TMD(头条、美团、滴滴)中立足线下的两家目前都已经进入了双方的「绝对领域」中了。上周,王兴就在饭否上谈到了滴滴与美团的差异:「滴滴喜欢以资本为中心,美团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其实不只是滴滴,阿里巴巴也是美团需要直面的对手。美团打算把业务不仅扩展到出行,还有旅行,王兴表示他的目标用户是中国涌现的新中产阶级。

王兴在采访中说道「看起来我们什么都做,但实际上我们只做一件事,你所看到的美团覆盖了很多垂直领域,是因为这些用户群体或多或少地存在交集。想要下馆子的、点外卖的、看电影的、旅游的、租车的,基本上是同一个群体。」他将美团比作服务领域的阿里巴巴,也在采访中也透露了 2015 年和阿里巴巴分手的原因:阿里寻求更多的控制权,而王兴想做一家独立的公司。

文章的后半段,The Information 叙述了王兴在去年对蒂姆·库克展示美团外卖服务的场景,以及未来打算注入美团外卖的技术。在最后,文章提到了父亲对他的影响。

《一窥中国社会信用评分的社会大规模新实验》

1956 年,一个电气工程师和一位数学家在旧金山一座小公寓里开了家科技公司 FICO,该公司的目标是通过计算机分析用户个人信息、消费记录和金融历史,再把结果用评分展现出来,进而决定该用户的还债能力和借贷额度。在 1989 年,FICO 做出了在美国沿用至今的信用分评分体系。
如果人在美国,信用卡公司手握你的消费记录;Facebook 知道你的社交关系;Uber 知道你打哪儿来要去哪儿……但在中国,支付宝和微信加起来几乎知晓你一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动态。本篇作者做了个比喻:你可以在支付宝一个 App 里订餐、订房、订车,这就像亚马逊吞掉了 eBay、美国运通、花旗银行和 YouTube,然后把它们集成进亚马逊一个 App 里。然而「一揽子 App」并不只是用起来方便而已。

和支付宝同属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融在 2015 年已经和中国政府合作,根据芝麻信用的数据库整理出 600 多万信用分低的「黑名单」用户。政府已经表示将会推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被判定「信用低」的人在社会中会收到低于标准的服务。根据蚂蚁金融董事长彭蕾说,这套体系会让「社会中的坏人寸步难行,好人畅通无阻。」

本文作者 Mara Hvistendahl 十年前曾在中国生活过,于 2014 年离开。前不久她再来到中国,打开 3 年未用的支付宝,尴尬地发现自己的信用分只有 550,这使得她在上海想骑共享单车时必须缴纳 199 元满额的押金,她也不能订无押金的旅店,她戏称自己是「数字下层阶级」。那「数字上层阶级」的好处有哪些呢?650 分可以免押金使用神州租车,有一段时间北京机场可以让 750 分以上的人免受安检……这些「让你生活更便利」的服务项目还在增加。在 2015 年,共有 940 万学生参加了高考,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表示希望能保留作弊学生的名单让他们为「不诚实的行为付出代价。」

然而信用分是通过什么样的算法算出来的呢?有哪些要素和权重呢?蚂蚁金融官方列举了「身份、履约、历史、人脉、行为」五个大类,但实际上大多数用户只知道自己不按时还款会扣分,其他的权重都是模糊难辨的。据公司技术指导李英云(音译)透露,「蚂蚁」发现用户买了尿布,分就会涨一波;要是用户玩了很久的游戏,分就会下降;如果用户给支付宝里的慈善项目捐了款,分数也会提高。好友信用分也对用户自己信用分有正相关的影响。

阿里巴巴内部人员表示:无论蚂蚁金融如何架构,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绝对会在政府管控之下……政府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信用评价基础设施置于某个大公司手里的。」

文章的后半段描述了刘虎的故事,一位 42 岁的新闻工作者,曾因其作品内容被人状告诽谤并罚款 1 万元,因「传谣造谣」被判入狱一年后,出狱后他的低信用分和名列「黑名单」给他在社会生活中造成的不便。

Mara 回到美国后,也观察到美国人也有一堆被不同公司算出的「分数」,但她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动态、订单、出行记录只能被大公司收集后给她推送更精准的广告,而无法左右个人信用的计算。这让她松了一口气。

写到这里,我打开了支付宝里从来没点过的芝麻信用,「729 信用极好」的我可以享受免押金骑行、租车、租摄影器材等 75 个信用服务。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分是怎么评出来的,但我居然也舒了一口气。

《算法会有精神健康问题吗?》

我们在研究大脑,我们也在开发算法。「通过经验搞清楚当下状况 -> 识别重点 -> 对重点做出未来的推演」,把「经验」换成「数据」,「推演」换成「推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法的开发参照了人类对大脑运作机制的揭示,那么既然人类大脑会有精神健康的问题,算法会不会有一天也得了精神病呢?或者说,算法的载体: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你家的智能家居……会不会有一天就抑郁、崩溃、疯了呢?
本文以 21 年前的「深蓝」怎么下棋战胜 Garry Kasparov 与 1 年前 AlphaGo 战胜李世石作比,深蓝赢得「堂堂正正」,从开发者到专业棋手都能明白它是怎么落的子。而 AlphaGo 看起来就「鬼鬼祟祟」,无论是计算机科学家还是它的人类师傅都被它一招招地搞糊涂了。事后,专家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AlphaGo 大概是在思考,而非推演。」作者再以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举例,自驾算法的一部分是对各种路标的识别,而在前不久的试驾中,一个停车牌上的黑色贴纸就骗过了算法,高对比的树影也会让算法产生「幻觉」,就像人见了鬼火一样。
除了幻觉,算法还可能和人类一样做出错误的因果关系判断,比如著名的「谷歌流感预测」。谷歌的算法根据人们所在地和搜索内容推测出某地是否爆发流感,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加紧防控,但结果是常常误诊。这在算法术语叫「过适」,人类俗称叫「迷信」。
而有时算法就像个高智商的反社会变态,它自己在黑箱里一阵鼓捣后给出个判断:给穷人推送次级贷款、更频繁地派警察去低收入社区、建议法庭判的刑期更长、剥夺假释权、提高贷款利率、种族歧视、仇恨言论、性别偏见…… 就像我们理解不了汉尼拔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算法是怎么给出的判断。
影响算法精神健康的问题的,除了低质量的数据外,还可能是灾难性的记忆无能,即算法可能在长久的输入大量分裂信息后达到了信息过载的那一刻,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目前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算法可能会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偶尔的失误会被人类当作嘲笑机器愚蠢的把柄,或认为其只是缺乏训练和指导罢了。但根据《卫报》对前五年美国枪击案的罪犯统计,近九成的反社会人格者在犯下滔天罪行前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
荣格曾说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恶魔,算法越来越懂我们,越来越像我们,它的恶魔或许也能藏的越来越深。

《论软件和监管的十字路口》

前 Windows 部门总经理 Steven Sinofsky 近日发文谈了谈他对软件和监管的看法。他认为 Facebook 在隐私上遇到的困境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软件行业都面临着监管上的困境。
Sinofsky 指出,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实验和危险的隐患之上,因此不可能没有主动监管,否则社会就乱了套了。但信息革命不同,软件都是在出了事儿之后才意识到需要监管。Sinofsky 的职业生涯起于「杀毒」,「INT 27h」这个病毒在电脑上肆虐了十年才有平台站出来治理。Bill Gates 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面临着增加新特性还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选择,我们要选择保障安全性……如果发现某一存在风险的特性可能会危及到用户隐私,先解决风险。」微软做出选择后,也面临着一波又一波关于如何权衡系统病毒和隐私防护的听证会。结果是,现在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更安全,隐私性也更好了。Sinofsky 认为,社交网络和大数据库还没有进化至此,它们还在二十年前的「听证会」上。
(Bill Gates 写的公司备忘录节选)

回望 90 年代,病毒不断的侵蚀进号称「可靠高质」的知名软件里,但并没有引发公众广泛的讨论和愤怒,大多只是认为「问题难以避免嘛」,而软件工程师们的做法则是「自我监管」,即自己细心地去检查,出了问题及时补救。可这次 Facebook 数据泄露在 Sinofsky 看来与之前软件暴露的问题不同,它影响深远且无法补救。作者认为,不只是 Facebook,目前整个软件行业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隐私监管上没有共识,导致软件开发随意」。典型例子就是许多 App 为了获取用户数据,引导甚至强制用户打开不必要的权限。

「监管势必会带来许多副作用,但也正是监管能让现在的飞机不会随时坠机、电器引发的火灾很少发生、你住的大楼不会摇摇欲坠……」Sinofsky 呼吁,监管机构、司法部门要和软件行业、数据公司谈话,去建立监管标准,就像十几年年前 Bill Gates 写的「值得信赖的系统」备忘录一样,意识到了问题,就摆上台面去尽力解决。


《我们忘了去发明的那些改变未来的技术》

为什么玛雅人发展出了精准的天文系统,却没有发明轮子?为什么轮子早在 6000 多年前就被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出来,但带轮的行李箱却才发明了不到 60 年,还是在把人都送上月球的 30 年后?我们感叹工业革命后人类科技的爆炸式发展同时,是否忘了反问一句「之前干什么去了」?

(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的「小车车」玩具)

这篇文章从一个不「知名」的科幻小说家的奇想写起,「中世纪一队雇佣兵乘热气球从天而降。」这是曾获过两次星云奖的美国科幻小说家 Gene Wolfe《Straw》小说中的情节。然而热气球是在 1783 年被发明,这玩意儿有这么难发明嘛?Wolfe 认为热气球早就应该被发明出来了,但关键问题是:发明是循序渐进的,还是一股脑涌现的?

一派人支持「多重发现」,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近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了进化论一样。但 Wolfe 以在埃及墓室里发现的木雕模型飞机和太阳镜举例,他认为历史上有许多发明被制造出来,后又消失了。换句话说,现在有迹可循的,无非是「幸存者偏差」罢了。

作者引用了 Nassim Taleb《反脆弱》一书中的观点来试图解答,「早干嘛去了」是出于人类的「后见之明」。Taleb 认为,人类不善于直接创新,新的发明更多取决于偶然和随机。那么如果人类老祖先错过了,我们是不是也在错过什么?比如在几十年前错过了类似互联网一样的,在几十年后几乎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那些发明。

没人会想到他们能应用,更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们会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到最后,作者还是回归了怀疑主义,他认为我们应该对一切目前视为是最基本的信念抱有怀疑态度。我们多数的知识、科学和研究,都有可能是建立在人类的一厢情愿、错误的统计数据、心血来潮和背景文化影响下的。

借用乔布斯两句名言来概括这篇文章,「Stay Foolish,Stay Hunger」。保持怀疑和开放,之后「Connect the dots」,把随机点串联起来。


《通向自驾》

目前业界认可的判定自动驾驶技术水平分为 5 级,从 L1 的「随时准备进入驾驶状态」到 L5 的「不仅不用人开,方向盘都不用了」。而硅谷著名投资人 Benedict Evans 在其博文中就目前这个评级提出了质疑:评级不应该考虑实地路况吗?

比如一个自动驾驶汽车在深夜的北京六环能被判定是 L4「大多数情况不需要人上」,但在中午的重庆市中心可能最多拿个 L2「人得紧盯情况,随时准备插足」。那这个评级还有什么意义?难道还得五环-L5,四环-L4,三环-L3 递减吗?

Ben Evans 认为,我们设想的 L4、L5 的「基本实现汽车自动驾驶」的判定是从结果推导的,设想在二十年前电信部门开会讨论未来出了一个「多媒体终端」的具体形态,并让制造商们去照这样子制造,iPhone 是这样诞生的吗?相反,结果孕育自开发技术的过程中,而非开发前的判断。

而人们目前也难以就评级来判断自动驾驶技术,更多的是问更具体的问题,比如「哦,这车已经四级了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只看书不看路了?」。有些人认为 L1 比 L2 或 L3 都更安全,因为知道开着是 L1 汽车的人会比驾驶后两级汽车时更专注。

当下我们需要对自动驾驶提出很多疑问,但同样的这些疑问不一定是「可被回答」的,就像电信公司的职员在 2000 年开会讨论未来二十年手机的发展方向一样。当车真正上路时,面临的不只是前进和刹车两个问题。


《就算是 Google 也不能决定 Android 的品牌问题》

三月初,Google 重新命名了其智能手表的系统,从「Android Wear」改到了「Wear OS by Google」。这不是 Google 第一次给旗下软件更名了,Android Pay 改 Google Pay;Google Pixel 2 的介绍页中只在最底部提了下 Android。Gizmodo 就曾发文称「Google 正在慢慢扼杀 Android 品牌」。

Google 和 Android 自打后者被前者收购后就开始「相爱相杀」了,第一款搭载 Android 的手机 T-Mobile G1,官方完整名称为「T-Mobile G1 With Google」,尽管媒体报道上都宣传这是第一款 Android 系统的手机,但在官方制作的电视广告中提都没提 Android 一句。

尽管在 2011 年时 Google 曾大力发展 Android 这个品牌,建了小绿机器人作为其吉祥物和标识。但不到 2012 年,Google 又开始「回撤」,Android 市场更名为 Google Play Store,而其他搭载 Android 系统的厂商也纷纷开始「划清界限」,HTC 在 2013 年旗舰机 HTC One 发布会「无视」Android、三星则干脆自己建了一套「三星独有软件特性」。可又不到一年,Google 又意识到 Android 的品牌被磨灭得太狠了,于是自此又开始通过 Material Design、Nexus 6、Power by Android 等一系列活动来重塑这个品牌。

但现在 Google 怎么又「回撤」了?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战争结束了。搭载 Android 的智能穿戴设备的用户可能配对的是 iPhone;Google Pay 是一款交易工具而非 Android 手机的交易工具;人们也不再在意搭不搭载 Android,而是看系统有哪些特性。最重要的是,Android 系统的手机已经占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86%,微软停止了 Windows Phone 的开发,黑莓成为供应商,亚马逊在手机项目上失败,其他制造商也难以彻底摆脱 Android 系统。当品牌已经成为默认选项之一,那还为何要费心推广呢?

但作者在最后也提到,如果以史明鉴,那 Android 这个品牌并未消亡殆尽,它只是在冬眠,随时等待 Google 的重启。

本周呵呵呵科技

问:苹果和特朗普有哪些共同点?

答:我觉得是在没有 Jobs 的时候,他俩认为都需要 De-porting 来解决问题,但你不应该把苹果和橘子相比。

(注:De-porting 一意为驱逐非本国公民出境;二意为把权力移交给另一国家当局。来源:Reddit)


编辑:克里斯

题图: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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